作者：冼一帆 陳曉慶

民商事爭議的博弈無處不在，如何選擇對己方最優(yōu)的管轄法院往往是博弈的開端。合同履行地不僅關系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也會直接影響確定爭議的管轄法院。因此，合同履行地的認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顯得尤為重要。由于合同履行地的認定同時涉及程序及實體問題，司法實踐中對于合同履行地的認定存在較多爭議。下文將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及法律、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簡要歸納合同履行地認定規(guī)則的變遷。

一、裁判思路的變化

在介紹合同履行地認定規(guī)則之前，我們先看兩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中合同履行地的認定情況。

在（2019）最高法民轄終54號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股權轉讓合同》的特征義務是轉讓股權，應以轉讓股權的行為地作為合同履行地。具體案情如下：劉某與李某、楊某簽訂了《股權轉讓合同》，約定將劉某持有的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富蘊縣的某公司股權轉讓給李某、楊某。后劉某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李某、楊某支付股權轉讓的對價、利息及違約金。李某、楊某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十八條規(guī)定“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該案應當由其所在的住所地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股權轉讓合同是一方轉讓股權、另一方給付價款的雙務合同，雙方均有履行合同的義務。在存在多方或雙方均負有合同義務的情況下，應以反映合同本質特征的合同義務為特征義務，以特征義務履行地為確定合同履行地的依據。本案《股權轉讓合同》的特征義務是轉讓股權，應以轉讓股權的行為地作為合同履行地。

在（2023）最高法民轄31號股權轉讓糾紛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轉讓方請求受讓方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爭議標的屬于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具體案情如下：鄧某向深圳市南山區(qū)人民法院起訴舒某要求支付股權轉讓余款及逾期利息，并賠償損失等。深圳市南山區(qū)人民法院認為本案屬于股權轉讓糾紛，爭議標的為股權，屬于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為被告，被告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裁定移送湖南省溆浦縣人民法院處理。湖南省溆浦縣人民法院認為舒某經常居住地位于重慶市九龍坡區(qū)，將本案移送重慶市九龍坡區(qū)人民法院處理。重慶市九龍坡區(qū)人民法院認為移送不當，遂層報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與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協(xié)商未果，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轄。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鄧某依據股權轉讓協(xié)議，請求舒某支付相應的股權轉讓余款，其爭議標的屬于給付貨幣，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鄧某住所地為深圳市南山區(qū)，可以認定為合同履行地。深圳市南山區(qū)人民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在先行受理的情況下移送管轄，適用法律不當。

據此，對于原告訴請被告主張支付股權轉讓款的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同履行地的認定標準存在兩種不同的認定方式。前一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應當以特征義務履行地為合同履行地，后一個案例中其認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兩種認定方式對于案件的管轄亦產生了明顯的差別。為此，下文將簡要梳理合同履行地認定規(guī)則的變化情況。

二、合同履行地的含義

（一）實體法上的合同履行地

合同履行地是指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接受債務人履行債務的具體地點。同一個合同中可能存在多項合同義務，比如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附隨義務，因此一個合同中存在數個給付義務的情況十分常見，而數個給付義務并不需要約定相同的履行地點。比如在借款合同中，如果出借雙方沒有約定履行地點，出借方出借款項應當在借款人所在地履行，借款人償還借款應當在出借方所在地履行，這是由合同雙方當事人負有的實體義務決定。

實體法上的合同履行地屬于合同主要內容之一，與合同義務或債務的履行相互聯(lián)系，對確定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風險轉移等內容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稱“《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條、第五百一十條、第五百一十一條第三項對于合同履行地點作出了詳細規(guī)定，對合同履行地的判斷分為三個層次。

首先，充分尊重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準。其次，在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時，可以協(xié)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xié)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確定。最后，前兩種方式仍無法確定的，適用《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條第三項“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边@是《民法典》在合同編通則對確認履行地點的概括規(guī)定，在合同編分編的買賣合同、供用電合同對履行地點也作出了規(guī)定。

（二）程序法上的合同履行地

與實體法的規(guī)定相比，程序法上規(guī)定合同履行地的主要目的在于確定合同糾紛的管轄法院，因此程序法對于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定比較簡單。《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23修正）（以下稱“《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對于如何確定合同履行地，《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guī)定。

程序法上關于合同履行地規(guī)定最早的文件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fā)〔1992〕22號，以下稱“《92意見》”），第十八條“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如果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當事人雙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的，應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對購銷合同、加工承攬合同、財產租賃合同及融資租賃合同、補償貿易合同的合同履行地作出了規(guī)定。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稱“《2015民訴法解釋》”的第十八條，對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定作出了大幅度修改，改為以爭議標的確定合同履行地，此后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均未修改該條規(guī)定。（該條詳細分析見下文）

三、特征履行說vs爭議標的說

《92意見》實施以來，合同履行地遵循特征履行地為主、結合實際履行地的判斷原則；《2015民訴法解釋》修改之后，合同履行地規(guī)則吸收了實體法的內容，改為以爭議標的確定合同履行地。

（一）特征履行規(guī)則

不同的合同類型必定存在差異，在合同的眾多義務中，必定有一個最能反映合同本質特征的義務，這是導致合同類型差異的主要原因。以常見的雙務合同為例，當事人雙方均負有向對方履行相應合同義務，一方的合同義務是交付標的物、提供勞務或服務；另一方的合同義務通常是支付金錢作為對價。一般認為非金錢的給付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特征，以該特征義務作為確定合同履行地的管轄法院，既有利于將爭議提交到與合同履行具有最密切聯(lián)系的法院管轄，便于當事人參加訴訟，也有利于法院調查事實、收集證據，符合確定管轄的“兩便”原則。

因此，特征履行地規(guī)則確定合同履行地主要分兩步，第一步是判斷當事人爭議的合同性質；第二步是識別最能反映合同本質特征的義務，由此確定的特征義務履行方所在地即為合同履行地。比如買賣合同中賣方向買方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因此交付標的物的履行地是買賣合同的本質特征。同理，加工承攬合同的加工行為地是合同履行地；租賃合同中租賃物使用地是合同履行地。

根據特征義務識別的合同履行地并不總是與實際履行地一致，合同是否實際履行也會影響合同履行地的確定，這又可能存在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合同沒有實際履行，根據《92意見》第十八條，“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如果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當事人雙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的，應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倍菍嶋H履行地與約定的履行地不一致，根據《92意見》第十九條規(guī)定，“購銷合同的實際履行地點與合同中約定的交貨地點不一致的，以實際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

（二）爭議標的規(guī)則

由于特征履行地規(guī)則的適用需要根據合同類型分別確定合同履行地的規(guī)則，而識別合同特征義務并不總是能夠得出統(tǒng)一意見，尤其是實踐中存在大量的無名合同，難以對每一類合同的履行地進行統(tǒng)一規(guī)定。

《2015民訴法解釋》第十八條用三款內容規(guī)定了合同履行地判斷的新規(guī)則，具體內容為“合同約定履行地點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動產的，不動產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即時結清的合同，交易行為地為合同履行地。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當事人雙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span>

總體而言，對于合同履行地的確定規(guī)則可以概括為：有約定依約定；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以爭議標的具體類型確定合同履行地。在如何判斷合同履行地的問題上借鑒了實體法的規(guī)定。

四、爭議標的規(guī)則的具體適用

（一）適用前提

首先，根據《2015民訴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一款“合同約定履行地點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敝灰贤s定了履行地點，則以約定履行地點為準，無論合同是否已經實際履行，均應當以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為準。一般而言，合同約定明確的履行地點應當以案涉合同中有相應的文字表述，比如約定合同履行地為××。

其次，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只有在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情形下，才能根據爭議標的判斷合同履行地。所謂對于合同沒有約定履行地點或約定不明確的情形，一般可以通過審查合同內容進行判斷，但在約定不明確時能否對當事人的約定進行補充解釋，該條并未規(guī)定。

最后，合同約定履行地與實際履行地不一致時，在實體法上產生變更原合同內容的法律效果，但在程序法上仍應當以約定履行地為準，不因約定履行地與實際履行地與不符而改變管轄。在合同尚未實際履行，且約定履行地不在當事人住所地的，則回歸到管轄的基本原則即被告住所地管轄，不存在根據合同履行地確定管轄法院的問題。

（二）爭議標的與訴訟請求的區(qū)分

第十八條第二款按照爭議標的確定合同履行地的另一問題是如何理解爭議標的，有觀點認為爭議標的是指原告訴訟請求指向的合同義務內容，有觀點認為爭議標的就是訴訟請求。我們認為，爭議標的與訴訟請求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但卻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爭議標的指的是一方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進行裁判的民事法律關系，在合同糾紛中爭議標的指的是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訴訟請求是一方當事人以爭議標的為基礎向法院提出的具體實體請求。因此，爭議標的是訴訟請求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爭議標的，就不存在訴訟請求，但爭議標的顯然不等同于訴訟請求。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對第十八條的解讀，合同履行地規(guī)則必須以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并結合合同履行義務確定合同履行地，對于履行義務的含義要結合實體內容確定，而不是簡單以原告訴訟請求為判斷依據。在（2019）最高法民轄終385號、（2020）最高法知民轄終362號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亦表明爭議標的是指雙方發(fā)生糾紛的合同類型或性質所決定的主要或特征性義務，而不是指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中被告應當履行的義務。因此，對于合同履行地應當通過原告的訴訟請求確定合同雙方爭議的權利義務關系，再進一步判斷合同義務是給付金錢還是非金錢給付，從而確定合同履行地。

（三）不同爭議標的的合同履行地判斷

第十八條第二款以三類爭議標的明確了合同履行地判斷規(guī)則，第一，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以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第二，交付不動產的，不動產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第三，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前述規(guī)定看似十分簡潔，但如何理解履行義務一方？如何理解給付貨幣一方？

在合同糾紛中，原告向被告主張給付貨幣的訴訟請求十分常見，可能是基于合同約定要求被告履行支付貨幣義務，可能是因被告違約要求其承擔相應違約責任，還可能是主張合同無效、可撤銷或存在解除事由等請求恢復原狀產生的貨幣給付。由此帶來一個問題，對于原告訴請被告支付貨幣的合同糾紛，是否均應當由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的法院進行管轄？以股權轉讓合同糾紛為例，轉讓方起訴要求受讓方支付股權轉讓款，依照前述規(guī)定，轉讓方作為接受貨幣一方是合同履行地。但若受讓方主張解除合同并返還股權轉讓款，此時受讓方作為接收貨幣一方，其所在地是否為合同履行地？

如前所述，爭議標的與訴訟請求存在本質區(qū)分，原告可以基于不同的請求權基礎提出給付貨幣的訴訟請求，但合同履行地的判斷并非簡單以原告的訴訟請求中涉及的給付貨幣作為判斷依據，而應當結合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訴訟請求依據的合同義務進行判斷。因此，在原告以合同義務向被告主張給付貨幣請求的合同糾紛中，原告作為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是合同履行地，但原告要求被告承擔違約責任及主張解除產生的返還貨幣，這兩種訴訟請求均不是基于合同義務產生。如果一律將給付貨幣的訴訟請求作為判斷合同履行地和管轄的依據，則會出現主張給付貨幣的合同糾紛均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轄，明顯違反“原告就被告”的基本原則。

由于司法政策保持動態(tài)變化，同時在新《民事訴訟法》生效后，可以預見最高人民法院將會出臺新的《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有可能對合同履行地作出新的規(guī)定。我們將密切關注司法解釋和法院案例的變化。

參考文獻：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轄終54號《民事裁定書》

2.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轄31號《民事裁定書》

3.趙旭東：合同履行地與訴訟管轄地之辨析-兼評《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18條第2款

4.劉文勇：再論合同案件管轄規(guī)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規(guī)則-《民訴法解釋》第18條第2款規(guī)定的反思

5.肖建國、劉東：管轄規(guī)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規(guī)則研究

6.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訴訟法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上）

（圖片來源網絡侵刪）